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化，因1936年原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首先发现于余杭市良渚镇而命名，距今约5300－4000年。

    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以大量殉葬精美玉礼器为特征的显贵者专用墓地的发现，莫角山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显示出良渚遗址已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并将成为东方文明圣地。

    良渚文化所处的太湖地区是我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众多的良渚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较多的石制农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由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这是古代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由此带动了当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更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因而，制陶、治玉、纺织等手工业部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尤其是精致的治玉工艺，表现了当时手工业高度发展的水平，其他诸如漆器、丝麻织品、象牙器等，均表现出当时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先进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内涵。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革，社会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等级阶层，这在墓葬遗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等贵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台，贵族墓大都具有宽大的墓穴、精致的葬具，特别是随葬有一大批制作精美的玉礼器。与其相对的则是如徐步桥、千金角、平邱墩、吴家埠、庙前等遗址所见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们不具有专门的营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围，墓穴狭小，随葬的只是简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装饰用玉饰件。可见，良渚社会已在激烈的冲突中显现出等级差别。

    而这种差别中蕴含的财富聚敛，则是通过凌驾于氏族社会之上的某种社会权力来达到。大型墓台的营建工程量巨大，特别是象莫角山这样的非当时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们不得不十分钦佩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营建能力。如此大规模的营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来加以保证，否则是难以想象的。而建立这种社会秩序，又是与当时社会等级差别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在良渚文化时期，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经出现了具有很高权威的领袖人物，有着组织大量劳动力进行这类大规模营建工程的社会权力。

    这种社会权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现在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制作上。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多工序的劳动过程，因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数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纹饰，表示着每件玉器上凝聚着多量的劳动成果，制作者必须从日常的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的那种劳动状态下摆脱出来，从事单一的玉器加工制作，而其生活资料则需要广大社会群体为其提供。同时，玉器器形比较规范，图案花纹雕琢规范，体现其制作过程中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出现相对独立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趋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差别已经形成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埋于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贵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种类达20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而在那些散落于居址周围的所谓小墓中，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这些小件玉器仅为管、珠及单件锥形器，而无贵族墓中所见的其他玉器种类，这些墓葬可视为平民墓。贵族墓之间，贵族墓与平民墓之间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差异，以及平民墓中有无玉器随葬的差异，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发现的一些制作精致的刻有繁缛的蟠螭纹或鸟禽纹图案的陶制双鼻壶、鼎、豆等器形，均出自贵族墓，它们或可看作是用玉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礼制的核心是体现人们之间贵贱、上下、尊卑、亲疏的隶属关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关系。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表明了良渚文化礼制的产生，这无疑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良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会。

良渚文化：中华民族的文明曙光

    距今5000年前，生活在江阴这块肥沃土地上的先民被现代考古学称为“良渚人”，他们日出而耕，日落而息，他们开始种植大片的水稻、花生、蚕豆、甜瓜。女人们在家采桑养蚕，织出精美的丝麻衣服，男人们不是使用打制精细的石制农具耕田就是泛舟湖上捕鱼。作坊里也一天到晚人声鼎沸，工匠们在为宗主精心制作祭祀用的玉器，这是考古学家们“复制”出的当时的一种生活场景。事实上，良渚文化时期，太湖地区已形成了几个中心聚落群。在太湖北郊江阴、武进、常州境内，出现了以武进寺墩遗址为中心聚落的聚落群。这个聚落群包括江阴高城墩、望海墩、栗山、璜塘河、南楼、璜塘等遗址。当时的先民大多居住在土墩上，房屋建筑大多为长方形的地面式建筑。房子外面有门棚，出现了炊住异处的习俗。

    良渚人生活时期，江阴的农业已由锄耕衣业进入犁耕农业。江阴西郊璜土1号水井中出土了一件石犁，通长47厘米，系灰黑色石料制成，犁尖呈三角形。这种大型石犁安装在木质犁床上，利用中部圆孔系上绳索，一人前应，一人后扶，使犁向前耕地翻土。此外还有破土器、耘田器、石镰筹新式农具。除了石制农具外，江阴先民还制作鹿角农具，夏港璜塘河畔出土一件鹿角镐，这在原始时代属罕见，生产工具的进步，也足见江阴当时稻作农业的发达。

    当时的制陶业也在崧泽文化时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盛行黑陶和灰胎黑皮陶。陶器造型规整，胎薄轻巧，而且光泽度好，器类多样，江阴璜塘出土的一件黑陶高颈深腹宽壶壶腹椭圆，胎壁较薄，仅0.3厘米，可与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陶相媲美。

    制玉业是这个时期氏族部落的重要手工业，良渚文化也因其玉器的精美而达到了中国史前玉文化的高峰。良渚古玉中的琮、璧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礼玉。江阴石庄高城墩良渚文化墓葬共出土玉器145组约279件，其中玉琮为5件，玉璧为7件。而从墓葬中发现的玉钺则是氏族首领拥有权力的象征。它也是先民对武器崇拜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另外，江阴出土的史前装饰玉，玉质光润柔美，色泽美丽，呈现出曲线的韵律美和轻盈秀逸的装饰美，这反映出了当时先民的一种原始的审美意识。

    随着农业、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各氏族部落间财富逐渐增多，有了积余。江阴这一时期陶壶等酒器的出现，说明先民们已将多余的粮食用来酿酒，于是便发生了以直接交换为目的商品交换，这也促进了贫富分化和私有制的产生。而人工营造的有“土筑金字塔”之称的墓葬及墓内随葬玉器的多寡也表明当时贫富分化的加剧，阶级已开始出现。江阴高城墩就是这类土高台，长约100米，宽约80米，高出地面8米，平面呈椭圆形，规模之宏大可以想像所需土方量之巨。

    事实上，父系氏族公社晚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较大发展，社会财富的相对集中，江南地区出现了最早的城和古国，而江阴高城墩、璜土、璜塘河、南楼等原始聚落正是武进寺墩古国的组成部分。古城古国的诞生，便表明了父系氏族公社时代在江阴的解体，江阴的先民正在迈入文明时代。

良渚文化的居址和墓葬

    良渚文化居民过着较稳固的定居生活。在钱山漾遗址发现3座居址。其中一座东西长约2.5米，南北宽约1.9米，木桩按东西向排列，正中有一根长木，似起“檩脊”的作用，其上盖有几层竹席。另一座只在东边保存下一排密集而整齐的木桩，上面盖有大幅的芦席和竹席。在吴县澄湖还发现一批土井，井底遗有多件陶器和石斧。昆山太史淀的水井还有木构井圈，系用4～5块长约2米的弧形木板凿孔连接而成。

    各地共发现墓葬数十座，墓坑呈长方形，以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有大、小墓之分。在浙江海宁、嘉兴、平湖和余杭等地发现的小墓，随葬陶器的质量一般远逊于实用品，有的小墓用猪下颚骨或穿孔石斧和大型玉璧随葬。大型墓不仅墓坑规模较大，而且随葬器物数量多，质量也高。如草鞋山198号墓，东西1.7米，南北4米,有60多件随葬器物，其中有5件玉琮、2件玉璧以及镯、管、珠、锥形饰、穿孔斧等共30多件玉器。福泉山遗址6号墓虽遭破坏,仍遗有玉、石、牙、陶器119件,其中玉琮5件,玉璧4件。寺墩3号墓随葬玉琮、玉璧多达57件。用如此大量玉器随葬，这是以往所没有的，在良渚文化中也属特殊现象，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玉敛葬”。张陵山遗址的一座墓葬，随葬陶、玉、石器共40多件,其中以兽面纹的玉琮和玉瑗、玉蝉等较为突出,在墓主人脚下，与随葬陶器一起还发现3个人头骨,有人认为其身份应是奴隶。上海市松江县广富林遗址的两座墓邻近处，分别有一具猪、狗的骨骸，可能是殉牲。以上表明，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当时已出现财富占有的差别，并且出现了只有特殊地位的人才拥有的玉琮、玉璧等礼器。有的玉琮上还刻有数组象征威武的兽面纹饰(见)。良渚文化时期，氏族社会已走上解体的道路。

社会经济

    良渚文化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主要作物是水稻。据在钱山漾发现的稻谷鉴定，有粳稻和籼稻两种。在钱山漾、水田畈等遗址中还发现有花生、芝麻、蚕豆、甜瓜等植物种子，有人认为是当时的农作物，也有人对其出土层位和鉴定结果有所怀疑。农业工具种类较多，制作大都较精细。其中三角形犁形器，器体扁薄，背面较平，正面稍隆起，常穿有1～3孔，有人认为是安装在木犁床上的石犁铧。斜柄刀的器身略呈三角形，顶端有一个斜向的柄，制作较粗糙，往往仅在刃部磨光，有人认为是安装木柄后用来在土地上划出沟槽的，称为“破土器”。这两种新型工具，在良渚文化时期使用较多，对其定名和确切用途尚待深入研究。

    手工业也很兴旺，有的可能已形成专业性的生产部门。玉器制作在全国同时期的原始文化中，显得十分突出。玉器主要有珠、管、坠、瑗、璜、镯、琮、璧、蝉等。外方内圆的长筒形玉琮，磨制抛光并雕刻纹饰，规格定型，表现出很高的工艺技术水平。如出土的一件玉琮高33.5厘米，琮身浅刻横道分为15节。另一件玉琮高达23厘米，雕刻有几组兽面纹，一件大玉璧直径达26.2厘米。类似的琮、璧在张陵山、草鞋山、福泉山等地墓葬内也有发现。制陶普遍采用轮制，器形规整，造型优美(见)。有的陶鼎上刻有漩涡钩连纹和曲折纹图案，有的贯耳壶上刻有简化鸟纹和曲折纹，或以圆涡和双线构成的编织纹。这些纹饰，线条精细，繁杂而富于变化，是陶器中的佳作。在发现的陶文，透露了当时社会文化进步的信息。

    手工纺织业也有迅速的发展。钱山漾遗址发现有国内早期的丝麻织物。残绢片经鉴定是家蚕丝织成，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47根。丝带为30根单纱分3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蚕的饲养可能以太湖地区为最早。但也有人对丝织品的时代持怀疑态度。麻布片经鉴定为苎麻纺织品，也是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经纬线一般各有24根，有的细麻布经线31根、纬线20根。这是迄今中国最早的苎麻织品实物。竹器的编织比较发达，制品集中发现在钱山漾遗址，共200多件。竹篾多数经刮光，容器类的下半部使用扁篾，接近口沿部分则用较细密的竹丝。编织方法多样，有呈一经一纬的人字形，也有二经二纬和多经多纬的人字形，还有菱形花格、密纬疏经的十字形等，特别是产生了梅花眼、辫子口这一类比较复杂的编织法。制品种类有捕鱼用的“倒梢”，有坐卧或建筑上用的竹席，以及篓、篮、谷箩、簸箕、箅等，较广泛地用于生产和生活方面。此外，良渚文化还有桨、槽、盆、杵锤等木器。木桨的使用，说明生活在河道纵横地区的原始居民，已有了舟楫交通工具。

良渚文化博物馆

    良渚文化是环太湖流域分布的一支优秀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发现于余杭市良渚镇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专家们指出，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良渚遗址已成为实证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

    为了向世人展示中国文明史上这辉煌的一页，1994年，由国家主席江泽民题写馆名的良渚文化博物馆落成开放。

    博物馆占地12.88亩，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兼具古文化的古老气息与现代建筑的恢宏气势。主楼前矗立一座高13米的玉琮模型。博物馆内设一个序厅三个展厅，共展出良渚文化器物400余件（组）。序厅以赵朴初先生题写的“文明曙光”点题，概要性地介绍了良渚文化在史前文化与三代文明间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第一展厅以良渚文化时期各种别具形态的文物为主体，并衬以生动的原始生态环境，将良渚文化先进的犁耕稻作农业、制陶业、丝织业、制玉业尽情地展示在大家的眼前，使人恍若置身于四、五千年前良渚先民的生活中。而瑶山祭坛与墓葬复合遗址的神秘莫测、大观山城址的壮观、恢宏，又不禁使人浮想连翩。第二展厅让你跨越到良渚文化一个新的境界。从精美、繁多的玉器中，你可以窥视到良渚人神秘而奇异的文化信息；丰富多彩，别具一格的陶器群，展示了原始先民的独创性和多姿多色的生活情趣；令人惊奇的是，各种器物上的刻划符号，透露着良渚人不凡的思想。第三展厅让你与良渚人的最高层进行最直接的交流。它以复原陈列的方式再现了良渚文化瑶山遗址上的一座大墓，并且通过大小墓葬在各方面的巨大差异，生动说明了当时贫富的两极分化，揭示了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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